【导读】2025年12月28日以来，伊朗因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场源于民生压力的抗议迅速扩散至全国多省，随后逐渐演变为一系列暴力冲突。直到当地时间2026年1月12日，德黑兰等核心区域秩序基本恢复、民生逐步正常。但引发此次抗议的经济困境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且美以与伊朗的博弈持续，后续仍存在引发新动荡及加剧地区紧张的风险。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湾地区几乎始终处于冲突与动乱之中，这片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为何总能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回溯漫长的文明进程，波斯湾的历史角色又该如何定义？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21世纪，海湾地区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波斯湾一直是一片全球化的海域。50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大帝国可以完全控制海湾地区，海湾地区一直是自由贸易城邦林立的状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流贸易，发展出一种世界主义文化。
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五千年》一书中，通过对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湾港口城市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共识与世界主义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湾地区的历史传统中，而这种传统，为21世纪中东探索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以下内容节选自《波斯湾五千年》，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著，马百亮、尤玉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01，小标题为编者拟。
▍屏障与通道：波斯湾何以成为千年贸易自由港？
波斯湾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它位于中东腹地，堪称全球的十字路口。它沿西北—东南轴线延伸，构成了欧亚大陆的“斜边”：一条经巴比伦连接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最便捷（非航空）通道。船只驶出波斯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南亚次大陆及其丰饶的财富便近在眼前。从波斯湾岛屿巴林的迪尔蒙，到海岸线变迁前建于波斯湾附近的世界首批城市之一乌尔，再到印度河流域文明，贸易最早在此萌发。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巴士拉港，商人们整理货物，准备溯流而上前往巴格达——伊斯兰教在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自由思想家与苏非派信徒则挑战并拓展了其信仰的根基。在阿曼及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葡萄牙这个欧洲帝国被阿曼人击败，后者建立了一个海洋帝国。即使是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海湾国家的统治者自行管理，避免直接控制波斯湾沿岸，只有在巴士拉到孟买的重要航线受到干扰时，他们才会进行干预。认识到该地区的战略价值，美国频繁介入包括盟友与对手在内的各自治国家之间的冲突。近年来，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三重遏制”政策，旨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该地区霸主，从而阻止了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任何一方独自主导波斯湾地区。然而，真正遏制帝国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其沙漠、山脉和沼泽构成的独特地理环境。这种极端而独特的地理位置既使商业成为生存必需，又让贸易得以在帝国势力控制之外繁荣发展，尽管它始终与帝国势力保持着紧密关联。波斯湾地区见证了致力于自由贸易和依赖中国、印度与中东之间长途海上贸易的大型商业中心的兴衰。如今，从多哈到迪拜，海湾港口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开放贸易和交流的自主中心，在其他地方为敌的各方也能在此和平共处并开展业务。在这里的商场、机场和市场中，可以听到数百种语言。虽然21世纪的海湾地区看似完全崭新，由石油带来的财富打造而成，但其自由贸易和自治港口城市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波斯湾一直被世界上一些最伟大、最强大的帝国所环绕和利用，但由于其自然屏障的存在，从未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完全主宰它。波斯湾的地理环境包含三个截然不同的危险区域，这些区域不适合任何前现代帝国统治：阿拉伯一侧的广袤沙漠、波斯一侧的高大山脉，以及通往巴比伦途中的大片沼泽。帝国即便耗费巨大努力——不仅要建立帝国防御工事，还要持续为其提供水源和食物——或许能控制其中一个区域，但试图同时控制这三个区域则是鲁莽之举且完全是不可能的。即使某个帝国设法控制了沼泽地带的港口，它仍会遭受躲藏在山地和沙漠港口的“海盗”袭击，而波斯湾地区各处极端环境中生存的族群，更能在敌对帝国间纵横捭阖，只需承诺效忠出价最高的资助者。波斯和葡萄牙也许在这三种环境中都建立了堡垒，但它们并未主导商业活动，且很容易被击败，或通过非官方港口和路线的使用而被避开，甚至会遭到阿拉伯人的突袭。这些沼泽、沙漠和山脉之所以难以被帝国有效控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并非完全无法穿越——事实上，它们对帝国军队而言可能难以通行，却为小群体留下了无数“漏洞”：太多替代航道、隐蔽海湾、沙漠小径和绿洲的存在，令任何帝国都无法全面监控。这使得帝国关卡周围的分散化贸易成为主流——帝国往往将其称为“走私”。因此，地理环境既让帝国难以掌控波斯湾全域的商业，也促使连接该地区与帝国首都的航线和港口（无论是否征税）数量激增，这种局面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不断移动，最终有利于商人和非帝国行为体。此外，波斯湾沿岸大部分地区缺乏适合农耕的肥沃土地，这意味着许多海湾城市和社群不得不依赖贸易生存。
由此可见，波斯湾地区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的繁荣与帝国中心密切相关，有时甚至依赖于这些中心。有些帝国的兴起曾为这一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关于巴士拉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一个邻近的帝国城市，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海湾地区的经济繁荣，催生蓬勃发展的世界主义文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迪尔蒙，它因巴比伦的繁荣而受益（见本书第一章）。相比之下，现代迪拜的崛起则得益于遥远的美国提供的海上安全保障（见本书第六章）。然而，海湾地区也几乎一直是滋生叛乱的温床，并且是一个对非帝国信仰体系相对宽容的地方。帝王们常常赋予海湾港口的地方统治者自治权，以换取贡品。这里的地方统治者并非传统意义上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的国王，而是充当“商业寡头”，他们必须鼓励贸易，并以宽容政策作为吸引各种商业活动的手段。因此，海湾地区的人民没有共享统一的帝国历史，而始终保持着多元面貌，通过从各自地区通往广阔印度洋的贸易联系在一起。印度洋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海湾地区严酷沙漠、湿热沼泽和崎岖山地的不同居民穿过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来到这里。
▍超越教条与专制：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基因与世界主义精神
波斯湾向来是一个流动的中转空间，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并且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在此共享经济利益、思想、经验，甚至家园。这种共存状态因内部竞争和外部征服而冲突频发，但波斯湾历史中也不乏融合、相对宽容的态度与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在贸易中心地带。有时，这种宽容是策略性的，仅仅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货物和商人来到这里。然而，海湾地区的文学中也出现了对世界主义的明确表达。宽容往往是一种必需：在一个港口不被接纳的商人，完全可以转投另一个港口。在9世纪，海湾港口城市尸罗夫（Siraf）的繁荣时期，商人苏莱曼（Sulayman）曾经来到这里。他在游记中提醒读者，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开展商业活动，需要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在印度，有一个种姓群体，其成员不会与他人共用一个盘子或同一张餐桌，他们认为这样做污秽可憎。当这些印度人来到尸罗夫时，我们的某位大商人邀请他们共餐，即便有一百人出席，他也会确保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盘子和桌子。”
有时，商人的宽容精神超越了实用主义，升华为一种文学表达中涵盖了人类普遍经验的“人文主义”理想。波斯诗人萨迪·设拉兹（Saadi Shirazi，卒于1292年）曾在这一地区旅行，作为道德概念的世界主义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
所有人类，
就像同一个身躯的四肢，
每个人都源于生命的光辉，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
像珍珠一样完美无缺。
当生活伤害到我们中的一个，
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伤痛。
若不能感受他人之痛苦，
又有何资格生而为人？
数百年来，海湾港口城市通过掌握贸易之道、吸引来自遥远地域和文化的商人，孕育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利润置于教条与专制之上。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出于生存必需，这些城市往往不受集权力量的干预，也无须遵循单一文化范式。这为中世纪人文主义的文学与哲学表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根基是比中世纪地中海亚伯拉罕诸教文化更为多元的经验与文明碰撞。
海湾地区的文学作品经常以海上往来的舟楫象征众多途经此地的宗教、民族和语言社群。在波斯《列王纪》（Book of Kings）的一个故事中，一位智者想象了每个信仰的代表出发去探索世界的场景。七十艘船代表着七十个信仰，从波斯湾地区出发，踏上全球之旅：
当七十艘船驶入波斯湾，
当所有的船帆升起，
有一艘宽大的船出现了，
装饰得如新娘一般华丽，
如公鸡的眼睛一样精美，
先知穆罕默德与阿里都在那艘船上……
波斯湾是世界上首个连通全球的海域，是诸多信仰与文化扬帆起航之地。它如同弹弓，将人们弹射进印度洋季风贸易的广袤世界；又似一张巨网，从遥远的印度、非洲东海岸、印度尼西亚乃至中国将人们汇聚起来，再经由其狭窄的海峡与宽阔的海域，将人们带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地带——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那片孕育帝国与君王的丰饶农业区。
“Khalij”一词揭示了波斯湾地区的世界主义特性。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用“Khalij”来指代波斯湾。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操这两种语言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明体系，数个世纪以来纷争不断。尽管如此，由于波斯湾两岸数千年来的互动，这两种语言共享许多词语。“Khalij”可以指“一条从河流中开凿出来的运河，延伸至某个能够利用它的地方”。有时它也只指“河流”。不同于英文中暗示分隔的“gulf”（海湾），“khalij”强调的是与停靠港之间的“连接”。
因此波斯湾拥有众多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众多的民族曾穿越这片海域，并将其描绘为自己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古代巴比伦，波斯湾被称为“苦海”，可能因其含盐量高而得名。18世纪的一幅欧洲地图将其标注为“巴士拉与盖提夫湾”以及“波斯湾”（Sinus Persicus）。“Sinus”在拉丁语中意为“海湾”或“湾”，暗示着一个空间、一个腔体，或器官之间自由传输或连接的地方，显示出该海湾名称的多样性。直到最近，一条如外科医生切口般的人为分界线——国际海事边界——将波斯湾一分为二，东侧是伊朗，西侧是阿拉伯国家。这条分界线从波斯湾的“脐部”——阿拉伯河（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而成，最终注入波斯湾）开始，一直延伸至霍尔木兹海峡。在分界线的一侧，伊朗要求将其称为“波斯湾”；在另一侧，阿拉伯国家则称其为“阿拉伯湾”。这种分裂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角力场中的波斯湾：冲突笼罩下的地缘博弈与贸易命脉
波斯湾地区一直被视为一个冲突之地，原因之一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该地区的经历。对于1980—2000年出生的欧美人而言，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场战争的生动报道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对于婴儿潮一代而言，波斯湾意味着伊朗人质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以及为保障本国石油消费型经济而确保该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伊拉克不仅被视为对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油田的威胁，还被认为威胁到通过波斯湾的世界贸易。因此，它威胁到了海湾地区的深层现状，在这种现状下任何帝国或邻近的中心都无法主宰或完全控制这片最具战略意义的水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样被视为危险国家，尤其是当它们采取行动试图管理或影响较小邻国时。2019年沙特阿美公司布盖格炼油厂遇袭，以及2020年美国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强化了人们对该地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是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
在大国竞争的层面上，长期以来，某些精英想要控制海湾地区的欲望确实是动荡的根源。例如，沙普尔二世修建了“波斯长城”来抵御阿拉伯人。然而，冲突只是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正如劳伦斯·波特（Lawrence Potter）所言，“海湾地区的历史已经高度政治化，其港口城市的历史多元性也被遮蔽了”，尤其是当新兴民族国家对其历史提出主权主张时。海湾地区还有另一重叙事：这里不仅存在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文化融合，更有一张由众多民族群体、流散社群和多元身份构成的网络，他们或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以西，或从印度洋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和以东涌入这片区域。作为历史上诸多事件的发生地，波斯湾从未被任何单一群体、帝国势力或固定身份完全占有。超越波斯－阿拉伯或什叶派-逊尼派的分歧来看，波斯湾地区的历史堪称典型的全球史。正如最早的楔形文字泥板所描述的，波斯湾地区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历史的地区之一，也是海上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在其港口和船舶上，多种独特的信仰和文化在此繁荣互动。这些群体在市场和港口城市中交融互动，之后又回到远离海岸的山区、沼泽或沙漠绿洲中的社区。
波斯湾地区吸引了来自中国、科钦和肯尼亚的船只。在这里靠岸后，它们收集货物，准备驶入充满机遇的海洋——印度洋，这段旅程虽然更加危险，但是更加有利可图。船长或船主选择停靠哪个港口时，受诸多因素影响。最安全、最具包容性、最具世界主义色彩且成本最低（即关税最低）的港口，往往最先成为被选择的对象。对长途贸易的依赖是维持和扩大商业活动的强大动力，因此海湾港口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和欢迎各路商人、水手及其他人群。海湾各地的港口将海上贸易与阿拉伯的沙漠商队网络、波斯的山间隘口，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连接起来，它们大多是自治的，有时甚至公然反叛，由商业寡头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实行松散统治，而这些商业寡头自身也从事利润丰厚的长途贸易，随季风往来于广袤的地域之间。
商人通常只在海湾地区短暂停留，以季节为周期，等待下一次季风将他们和货物送往非洲东海岸或印度。因此，这里的人口数量会随着贸易季节大幅波动。大多数时候，港口中的人们至少需要表面上互相包容——而有时文化影响则深刻得多：商人群体常常推崇世界主义并接纳差异性，而哲学家、诗人、作家和统治者则利用这种差异性和矛盾，而非忽视它们。当然，也有这个体系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当不那么包容的统治者或团体试图强行推行宗教或文化同化政策，或者征收过高的税收时。然而，那些感到不受欢迎的商人会直接将生意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得不到改善，受帝国或教条主义控制的港口就会走向衰落，甚至会消亡。由于大多数港口与海湾地区的主要农业区分离，有时甚至缺乏充足的淡水供应，贸易成了生存的关键。波斯湾沿岸散布着曾辉煌一时的城市考古遗迹，这些城市因未能持续吸引贸易而沉寂。另外，有时也会有多个国际化且欢迎外来者的港口彼此竞争。这会导致税收和关税的恶性竞争，迫使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其他精英全力投入贸易，并冒险前往遥远的市场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在一些海湾港口，商人统治者可能远在他乡的港口经商，而无法处理本地的重要事务。他经常在海上，或者是在塞舌尔躲避风暴，或者是在印度或非洲海岸某处开展贸易。港口的运营（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关税征收工作）可以由他的代理人负责，代理人可以是一位妻子，可以是一名忠诚的奴隶或仆人，确保不会发动叛乱，也可以是来自完全不同部落或信仰的人，以防他外出经商时家族或部落内部派系篡权。
▍贸易驱动的文明：海湾地区的全球化特质
如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体系与波斯湾地区数千年来的模式相似：多元化，以服务业为中心，与全球网络相连，不再依赖农业作为主要产业。然而，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情况远非如此。当时，农业在世界大部分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海湾地区是一个例外。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兴起以来，海湾地区就几乎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至少从文字诞生之初开始，海湾港口的经济高度依赖于商业，特别是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相比之下，在巴比伦、巴格达、伊斯法罕和北京等帝国中心，农业生产才是经济的重中之重，因为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军队和官员。在这些社会中，必须维护运河，大型公共工程需要税收支持（因为神圣的国王不能被商业活动玷污），而大多数人一生中从未离开过出生地方圆5英里（约8千米）以内的地方。除了朝觐或参加其他朝圣活动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份和所在的地域普遍是固定的。尽管海湾港口经常需要进口粮食，有时甚至需要进口淡水，但它们不像成功的冲积平原农业文明或河岸农业文明那样需要高额基建税收。另外，它们始终容易受到贸易模式变化的影响，不像那些陆上大国，长途贸易在前工业时代经济中占比相对较小。确实，一些主要的农业文明，如中国和日本，曾选择与世界贸易隔绝达数百年之久。然而，对于海湾港口城市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贸易的消失往往意味着毁灭，因为商人和统治者实为一体。
在鼓励其他商人使用其港口、支付（很低的）关税并吸引更多商人方面，商业寡头通常比大型农业国家的统治者更成功。但他们对贸易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少数情况下会强迫商人前来，例如，基什岛的中世纪统治者不惜以绑架的方式，迫使尸罗夫港的商人来到自己的港口。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通常是行不通的。商人必须不受约束，出售他们的货物，航行至印度洋，然后载着更多商品归来，有时这段航程需要耗时多年。不同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和佃农，商人和贸易者通常可以选择不同的地点，只要风向有利。如果他们在某个港口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者他们的文化与宗教没有受到尊重，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去那里，而是会选择附近的其他港口。然而，海湾地区策略性的世界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理念或固定的模式。相反，不同的港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吸引商业与贸易。因此，本书按特定的港口和时期进行编排，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表明世界主义的理念总能奏效或一成不变，而是为了揭示，人们对波斯湾地理环境的严苛要求的适应反映了每个社群复杂的经济、宗教、政治和社会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这种适应可能代价高昂，若处理不当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对海湾居民而言，其回报可能极为丰厚。
《波斯湾五千年》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Persian Gulf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
作者：[美] 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
译者：马百亮、尤玉金
审校：昝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提到中东，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战争、贫困以及保守。殊不知，中东还有繁荣、开放、多元的另一面。而这一面，体现在中东的海湾地区，也就是波斯湾地区。《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将带我们回顾这个繁荣、开放、多元的中东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
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以迪尔蒙为代表的贸易城邦连接了通往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商路，沟通了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距离帝国中心较近的巴士拉成为沟通帝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世界性宗教；阿拉伯帝国衰落后，以尸罗夫为代表的波斯湾港口仍然展现出了自治港口的韧性，维持着与南亚、东非乃至中国的贸易。
1507年以后，外来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以及本地的阿曼人都曾称霸波斯湾。但他们都无法建立直接统治，无法改变海湾地区多元、自治的状态，以霍尔木兹、马斯喀特为代表的港口反而将他们纳入了一个已运行了上千年的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进入石油时代以来，沿岸遍布产油国的海湾地区更是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
5000年来，海湾地区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波斯湾一直是一片全球化的海域。50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大帝国可以完全控制海湾地区，海湾地区一直是自由贸易城邦林立的状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流贸易，发展出一种世界主义文化。本书通过对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湾港口城市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共识与世界主义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湾地区的历史传统中，而这种传统，为21世纪中东探索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作者简介】
[美] 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Allen James Fromherz，1980—），佐治亚州立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著名阿拉伯史专家休·肯尼迪教授，曾任教于卡塔尔大学，2015—2021年担任美国马格里布研究协会主席。
他此前曾获得德国格尔达·汉高基金会和阿曼苏丹卡布斯文化中心的国际奖学金，以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高级人文学科奖学金。他还是《牛津非洲历史百科全书》的高级编辑。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卡塔尔：一部现代史》、《伊本·赫勒敦：生平与时代》，以及《近西方:第二轴心时代的中世纪北非、拉丁欧洲和地中海》。
【目录】
引言 全球性海湾：世界的中心
第一章 迪尔蒙
从世界贸易的开端到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前2800—公元632年）
第二章 巴士拉
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地方（632—1000年）
第三章 尸罗夫
中世纪海湾地区的繁荣与衰落（1000—1500年）
第四章 霍尔木兹
海湾地区如何塑造了一个欧洲帝国（1500—1793年）
第五章 马斯喀特
阿曼帝国、大英帝国与漫长的19世纪（1793—1945年）
第六章 迪拜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海湾（1945年至今）
结语 波斯湾的未来
注释
参考文献